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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滩1日零点人流量峰值达前一天5.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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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1月2日电 (记者蒋韦华薇)1月2日晚上11点半,杭州个推公司推出的2014年12月30日晚6点到31日凌晨3点和12月31日晚6点到2015年1月1日凌晨3点上海外滩地区人群密度对比图显示,该地区1月1日零点的人流量最高峰是前一天同一时刻的5.5倍。  在标注时间为31日(实际为1月1日零点)的图上,外滩整个区域处于大面积橙色,其中还有一个小圈为红色。“这表示当时外滩的人流极为密集。”个推公司CEO方毅说。  个推公司使用的是一项被他们称为“电子围栏”的新技术。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定区域内设置“围栏”,手机发出的信号“撞”上“围栏”,就会留下一个记录。在一个时间段内,根据手机信号“撞”过的数据,就可以大致推算有多少人正在这个区域内。方毅强调,“电子围栏”无法精确统计到底有几个人在这一区域,但是可以给出相对精准的范围。加上与之前的数据(如前一天同时刻)作对比,可以精准地判断出人流增加的几何数量级。2014年第三季度,“电子围栏”技术已完成全国布局和测试,但原计划要2015年4月才对外公开。方毅作为80后大学生创业者的佼佼者,一直活跃在杭州和全国的各种大学生创业大赛上,并多次获奖。  3年前,方毅在公司内部讨论会上,产生了用移动互联网来做地震测定的想法。当一个地区的手机突然同时出现震动时,我们理论上可以判定这个地区出现了地震。他随即将这一近乎“天方夜谭”的想法与国家地震局进行了沟通,并逐步完善和测试,开发了一款名为“地震速报”的APP,结合国家地震台网的数据,这一应用已经在多次地震中及时发挥作用,第一时间发出警示,为震源附近的人群推送地震信息,提醒尽快撤离。最近,方毅正在与国家地震局开展深度探讨,希望用“电子围栏”技术分析地震前后人群密度对比图,为救灾决策提供参考和支持。  “在大数据时代,天方夜谭似乎也变得可行了。”方毅强调,静态数据要经过实时汇总统计,才能帮助运营团队形成对事件和实际状况的精确展现。(原标题:上海外滩1日零点人流量峰值达前一天5.5倍)编辑: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按:非法的“占中”行动是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尽管在持续79天后落幕,但其阴影仍在。“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创伤是巨大的,往回看,围绕这场行动,围绕香港的发展和命运,都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采访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中国内地的6名关注香港问题的学者,今天的年终特别报道,为读者呈现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见解。这6名学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教授吴逢时,马来西亚前总理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胡逸山,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文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学者张建。    环球时报:对于香港“占中”引发的纷争,有分析称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陈文鸿:表面看,“占中”与反“占中”之争是香港社会各界对普选有分歧,实质却是近年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回归17年,香港发展停滞不前,经济结构长期以金融为主,结果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下收入层扩大。在生活压力和房贷压力下,社会不满日增,年轻人的情况更为恶劣,社会似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  吴逢时:“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个观察一半准确,一半不。“社会动员”是的,尤其是从大规模游行、示威、静坐和公共秩序受损持续的时间看。但“政治分歧”并非只这次有。  香港政治过去20年经历了从集权到社会化的核心转变,从殖民政府走到现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政府,政党和公民社会都蓬勃发展。法治,政治架构开放,加上社会力量上升,在现代网络和通信科技支持下,2014年香港社会的动员当然就很迅速,普及面也广。香港目前的经历——政治权力的急速社会化——与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一致。如果能暂时撇开这次争论问题本身的讨论,应该看到香港社会和政治总体发展的一面。  卜睿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回归后恶化,并且,恰当或不恰当地,他们将此归咎于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支持北京的富人手中。他们试图通过寻求民主以降低这种集中。他们抗议是因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  马丁·雅克:2000年我在构思《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新书时,就在香港生活,同时关注整个中国的变化。所以14年后,看到香港发生的“占中”行动,我有特殊的个人感受。这一事件背后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多数港人并没有失去理性。所谓“占中”之争,是一些人对于香港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所致,加上外媒一些夸张甚至是曲解报道,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参与进去。  胡逸山:十几年前,我曾在香港陆陆续续生活过好一段日子,坦白说直到现在还怀念不已。爱香港之处,在于香港这种中西合拼、华洋杂处的氛围。然而,也许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东西方的各种社会理念免不了会在香港产生一些冲击。法治对上权威、民主对上集权、自由对上专制,各种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的这场风波里都被掏了出来。唯一东西方大相径庭的理念皆深受其害的,也许还是“均富”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在华在洋皆未能得以真正体现,在香港尤其如此。  张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虽然如此,仍出现了2003年的香港七一游行,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等。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被重点强调,而核心的“一国”则遭遇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这导致香港在对中央和内地的融合和认同方面缺乏制度上的设定,导致香港在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平衡方面出现差异,总以为“你是你,我是我”,忽视自身只是中央管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环球时报:很多人说,香港变“乱”了,是这样吗?香港在步入衰落吗?  吴逢时:香港并没有“大乱”,已经恢复常规。对于法治、文明秩序的偏好没有减退,社会所依存的基本价值观、文化元素都没变。改变的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理解,对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的理解。2014年可能开启了香港抗争政治的时代,妥协和调解不会时髦,所有政治纷争可能从此都会以社会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来,都要以零和博弈来收场。  陈文鸿:不好说,关键要看特区政府未来怎么做。1967年,香港社会发生动荡,港英政府于是推行麦理浩新政,改变殖民地政府一直以来的劣政。首要是肃贪,其次是房屋政策,推动工业的经济政策,包括香港产业多元化政策,使得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进入新的现代阶段。在后“占中”时期,特区政府要做的便是相近于麦理浩的新政,加强行政主导。在这方面,政策要落到实处。  马丁·雅克:如今的香港衣食住行仍然有条不紊,没有变成曾经的突尼斯或埃及。现行制度让社会有条不紊地运作,这正是“一国两制”合理存在的形象解释。香港在过去十年,总体看仍获得成功发展。环顾亚洲其他曾被用“龙”“虎”等动物形容的国家或地区,可知道世界经济起伏对其打击之大,而它们真正复苏的周期也比香港要长。  胡逸山:我不认为香港在步入衰落。反之,如大家能认真、踏实地面对上述矛盾,香港的前途还是光明的。香港人拥有无比的韧力,把逆境转变为顺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贪腐恶名昭彰,现在廉政建设堪为世界典范;1998年金融危机经济岌岌可危,港府毅然入场扶市击退巨鳄……  张建:表面看,香港仍是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依然很繁荣。但香港GDP占内地比例和香港对内地投资所占比例等都在下降。北京和上海的GDP已超过香港,广州和深圳一两年内也将赶超。从这个角度说,香港的发展相对缓慢。  当然,香港在法治、税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制度建设方面是有领先优势的。但是,在近年发生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如果不快速解决出现的问题,香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环球时报:现在人们常常提到香港面临的竞争,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对其挑战有多大?  吴逢时:过去15年,新加坡一直在赶超,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更在经济结构、核心增长行业、高端技术研发、高等教育等方面。我在港新两地的科研经验是,后者的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程度更深,确实建立了一个西方之外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心;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学科发展更全面,不同专长的学者往来更频繁,学术界不是非左即右、以观点划分立场。  陈文鸿:一直以来,香港都稳守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亚洲,东京也未能与香港竞争,上海更不用说,但新加坡的竞争威胁颇大。全球金融已经24小时不停运作。24小时可分成3区:纽约、伦敦与香港三分天下。不过,香港并非不可替代。香港优胜之处在于国际化人才的总量和国际化视野、关系和能力。一旦这个因素弱化,香港便会出问题,跨国的金融体系会找另一个亚洲地点来做24小时的连接。  胡逸山:香港与新加坡皆为本区域重要金融中心,彼此不是处在竞争位置,而是相辅相成。香港主要服务庞大的大中华市场,新加坡服务东南亚市场。它们最大的优势皆为拥有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与建设。随着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逐步展开,这两大市场的互动会更频密,港新两地的桥梁角色也会更重要。  张建:上海从去年开始建设自贸区,今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海。这两大动力能够很快提升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建设。如果香港不能发挥整个中国金融中心的作用,中央就会更加依靠内地的金融中心。在整个中国全面崛起的格局下,如果香港不把握这个发展机遇,将错失发展快车道,上海就会超过香港。  大家都说香港和上海是互相竞争的两个城市。我多次去香港,与港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交流,很多人都提到上海的发展可能会冲击香港。竞争是存在的,但如果两地能够用更多方式进行合作,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比如自贸区建设,比如金融中心的建设,大家都互有优势,互有劣势。  环球时报:迅速崛起的中国内地必然会导致香港被边缘化吗?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未来应当怎样发展?  卜睿哲:香港目前仍在一些领域,如金融、物流及其他贸易服务领域,保持着强大竞争力。香港的成长与中国内地的成长可以相辅相成。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香港出现问题更多在于香港发展红利的分配不均及因其而产生的政治分歧。  马丁·雅克:我不认为中国内地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威胁。中国实在太大,没理由说,只建立一两个中心城市就指望其去支撑全国的经济。香港不是要被上海超越,而是首尾呼应,相得益彰。中国会建起更多行业中心城市或地区,因为中国需要消除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其实,只有将香港故事更多地在中国内地成功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平衡,而最终困扰香港的一些老问题,也才能够最终消失。  陈文鸿: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国际政策,除了南美,囊括全球的新兴市场经济。这给香港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中外经济来往提供知识型服务,而不只是航运服务。此外,香港应该重启工业化。生产的价值链不一定要在工厂完成。以日本为例,大部分工业设计和销售都在东京进行。所以近年日本人口不断减少,但东京人口反而增加。近年香港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快,可以给香港带来很大机会。   环球时报:能否预测一下20年后香港会是什么样?  马丁·雅克:希望再过20年能够看到香港以不同面貌示人,相信“一国两制”会让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联手变成一个更广阔的经济活动区,到时香港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不再是一个门户城市,而是一片繁荣地区的一角,就像一张方桌,让人感到稳固,而不再有独木难支的担心。  卜睿哲: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的猜测是,如果香港能且只有做到以下几点,它将保持今日的面貌:A。像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便成功做到的那样,继续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B。香港改革其自身的经济体系,以减少权力的集中,让香港成长的红利为更多人分享;C。香港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治理体制,将高效廉洁的行政当局和民主遴选长官的机制有效结合起来。  总体说,香港必须做好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如果只做好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没做好,结果都将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两方面都未做好,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陈文鸿:我预计,香港与广东将会形成一个大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大都市,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会比广州高。  胡逸山:(香港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大都会,居民仍然勤奋上进,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唯在均富与宜居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  张建:按照国家规划,20年后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香港能够抓住机遇,未来其地位将像纽约之于美国。但如果香港还是不断出现社会问题,或者出现一系列政治运动,香港将错失发展机遇,将可能不仅不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就整个中国来讲,它的重要性也将下降。就像特区某位官员说的,香港可能仅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领头城市。(本报驻香港记者 凌德 本报驻英国、美国记者 纪双城 翟翔 本报记者 杨澜 屠丽美 张倍鑫)编辑:

记者从辽宁省纪委获悉,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魏俊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魏俊星,男,1955年10月生,辽宁黑山人,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魏俊星曾长期在铁岭为官,担任过铁岭市委常委、开原市委书记,与籍贯为铁岭的赵本山颇为熟识。,在《乡村爱情3》关机仪式现场,铁岭市委常委、开原市委书记魏俊星在发言中表示,“感激亲爱的本山,多年来全力支持铁岭和开原的发展。铁岭因为有了赵本山名扬四海,铁岭也会在生活上、艺术上成为赵本山最坚强的后盾。”      16日,中纪委发布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党委委员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消息。观察新一年以来的反腐举措,军队、国安系统的“打虎”行动备受外界关注,中国持续以实际行动阐释“不设限制、没有禁区”的反腐态度。  马建成为继杨卫泽之后,今年落马的第二位省部级官员。据公开资料,他也是十八大后,反腐风暴在国家安全系统打落的首个“老虎”。  国家安全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主管国家安全,因其特殊身份,未设对外的官方网站。中纪委网站此次发布“打虎”消息时,并未附带马建的简历。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显示,马建出生于195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长期在政法机关工作,最迟于2006年底开始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马建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是在去年12月,随同国务委员郭声琨访问巴基斯坦。据消息人士透露,马建和目前正接受调查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关系密切。  观察新年以来的“打虎拍蝇”动作,集中体现“反腐不设限制、没有禁区”的特点,“打虎”频频伸向一些“神秘”部门,颇受外界关注。  15日,中国军方首次发布“打虎榜”,落马的16名高级军官中,15人为少将及以上军衔,其中5人为副大军区级及以上将领,军队反腐的力度之大和“去神秘化”均获得舆论赞许。        16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1999年底至2012年10月,季建业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开发、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32万余元。季建业系2015年第一个受审的省部级官员。  起诉书显示,针对季建业的七项指控中,有六项涉及项目开发,涉及“建设腐败”的赃款占涉嫌受贿总额九成。  例如,1992年至2009年,季建业接受苏州锦联经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的请托,为其开发房地产、竞拍土地等提供帮助,季建业本人或通过其家属,先后收受徐东明给予的人民币770万元、价值5.6万元的特灵牌空调4套、价值6.8万元的大金牌空调1套,以及价值7.1万元的装修材料。检察机关还指控,季建业曾以低于市场价5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旺山墓区墓穴用地153平方米。  不过,曾被广泛报道为季建业情妇的扬州市环保局原局长金秋芬,则并未出现在起诉书中。  在最后陈述中,季建业表示“知罪、认罪、悔罪”,“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朋友关系变成了‘礼尚往来’”。季建业最后流下悔恨泪水,并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中纪委消息,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霍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霍克,男,汉族,1961年8月生,河北易县人,1976年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毕业。2014年12月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中共十八大代表。  本组稿件均据央视、新华、中新编辑:

新华网北京1月12日电(记者刘欢 史林静 李建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从2014年11月起,中央党校举办县委书记研修班,计划到2017年底将全国县(市、区、旗)委书记轮训一遍。  举办研修班的目的,主要是对县委书记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党性教育,引导县委书记用中共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中国展开的县委书记大轮训,同时纳入中央党校培训体系,是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治国理政水平以及巩固中共执政根基,将发挥重要作用。  “要真正了解中国,就要从一个县开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县治则国治,县强则国强,县稳则国稳。一个县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的功能。人有病都是从末梢坏死、毛细血管堵塞开始。因此抓紧县一级,对县委书记开展集中培训,可谓是“抓住了牛鼻子”。  他指出,县委书记角色重要,在这个岗位上最需要学习,但是过去几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时间接受系统培训,“只有通过这种集中学习,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党性教育,才能达到有效目的”。  “郡县治,天下安”,曾是中国的政治古训。中国自秦代推行郡县制2000多年来,县级一直就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次,县级政权成为中国国家政权的基础。  在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表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县委书记处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的宏观之末、微观之始,决定了他们位置的关键。因此,虽然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不到中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却远非这一比例可以衡量。  “把县委书记纳入中央党校培训体系,这是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说,这一举措表明,中央对于县域治理的重要性有了新认识,将着重培养、打造县委书记这一群体,以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根基。  张希贤透露,县委书记研修班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体制改革,县域依法从政、依法治县以及县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县委党建等内容。  “主要是用实践经验告诉他们县域治理怎么搞,如何建设美丽县域和美丽乡村,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他们。”张希贤说。  “每周一次部长讲课,这让县委书记对国家整体的治国思路有一个宏观把握。此外,各领域的专家把最前沿的东西带给基层。”张希贤说,这对于开阔县委书记政治视野、文化视野有很大帮助,他们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许耀桐认为,来自不同地方的县委书记,200多人坐在一起共谈县域治理之道,也是一个同层交流的机会。“好的经验推广学习,出现了问题,集思广益共商解决。”他说,这也是一个上下交流的好机会,中央能够直接接触到县委书记群体,基层有什么困难、困惑、难题都可以相互交流。  习近平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他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2013年在山东考察期间,习近平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来自河南内乡县衙的“得失联”,以警示县委书记等领导干部认清官民关系;2014年在兰考调研期间,他又号召全党学习县委书记榜样——焦裕禄,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以焦裕禄为镜,深学、细照、笃行。  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一次提到了焦裕禄: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新华网北京1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焦裕禄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编辑:

新京报讯 旅游景区游客最大承载量要向社会公布,景区和地方政府要制订人流疏导方案,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等措施。昨天,记者从国家旅游局获悉,该局发布行业标准《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以下简称《导则》),该标准将于4月1日起实施。  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旅游行政部门对景区做出具体行业要求。国家旅游局下发的《导则》中规定,景区最大承载量不但要看景区自身游览面积,还应涵盖周边地区的客流疏散能力以及游客心理承受能力等指标。  《导则》要求,景区应结合国家、地方和行业已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标准,采用定量与定性、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核定最大承载量。这也意味着,之前各景区主要以经验判断是否达到最大承载量的方式不再符合新要求。  但景区最大承载量并没有给出单一的计算公式。  根据《导则》要求,景区首先要测算出空间承载量和设施承载量,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景区最大承载量的基本值。在此基础上,还应将景区的生态承载量、游客的心理承载量,以及社会承载量等方面的指标或经验值作为参考。    《导则》对景区出现大客流的预警也做了规范要求。  景区内旅游者数量达到最大承载量80%时,应向社会公告并同时向当地政府报告,并在当地政府指挥、指导、协助下,配合景区主管部门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同时,景区自身要立即停止售票,并对外发布提示。  景区客流达到最大承载量需要疏散客流。《导则》指出,一旦启动应急预案,地方政府组织所有相关部门,重点是交通与公安部门,构建一级指挥调度系统,对通往景区的外围道路入口和主要集散中心(地)进行流量监控,在景区外部进行引导、分流和截流。  根据《导则》,景区将逐步推进旅游者流量监测常态化,采用门禁票务系统、景点实时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还应针对节假日及大型活动制订相应旅游者流量控制预案。    记者获悉,北京的景区早在2013年十一期间就开始采取类似限流措施。  当时,市旅游委在官网公布了全市重点景区游客及停车场的最大承载量,并规定,黄金周期间,如游客量超过最大承载量,景区将通过暂停售票、延长闭园时间、增加售票窗口等措施对游客进行分流。  此外,市旅游委近日紧急开会部署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尤其要对景区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特种设备,冰上、雪上旅游项目、景区安全设施等进行严管严查。   【故宫博物院】  已采取多种方式试行限流  昨日,故宫方面表示,故宫将在春节前制定详细的接待方案,保证游客安全有序参观。故宫节假日会根据游客接待情况采取分流限流措施。  2014年4月,故宫“客流安全监测系统”已开始数据采集。2013年故宫建设“客流安全监测系统”项目,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等区域安装47个二维激光扫描点进行实时人数采集。这些数据将帮助故宫摸清每一个区域的瞬时客流量,为设定区域和总体承载量上限提供依据。  故宫有关负责人介绍,故宫将在充分占有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的开放经验得出压力值、单位使用面积安全人数参考值、监测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的实际值,给出一个科学的最大承载量数据。  目前,故宫已采取“单日内分流”、“主题开放日”、发行年票等方式试行限流分流。院长单霁翔此前表示,今年故宫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面积,增加游客活动空间。到2016年,故宫将实现“红墙内无办公区”,更多古建将开放。  【八达岭长城】  春节期间接待预案制定中  八达岭长城景区方面表示,该景区在“五一”、“十一”等假期都会制定“应急预案”,春节期间的接待预案正在制定中。目前是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淡季,元旦、春节等假日期间人会比平时多,但基本也不会超负荷。  安全方面,八达岭景区信息化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系统覆盖整个景区及周边,可对景区内各大节点和游人密集地段实时全天监控。根据客流情况,夏日高峰期可在景区内部实行网格化管理,将核心景区及周边划分为特定面积的管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工作人员在城墙上维持秩序,引导游客,提供咨询和应急处理,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颐和园】  超最大承载量会停售门票  颐和园管理处表示,该园的游客承载量参照旅游部门的标准,最佳容量为4万人,最大承载量则为10万人。  同时,园内重点景区还有单独的承载标准,“比如佛香阁,游客接待能力是5000人。当达到5000人时,就会启动预案,包括停止销售佛香阁门票,启动单行线,即统一从右侧进出,工作人员会对游客进行疏导,清除滞留人群,如疏散效果不明显会实行只出不进。”颐和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  “颐和园的游客最高峰一般出现在‘五一’,平时游客量都在承载范围内,近年游客最高峰是在大黄鸭来时。”颐和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内不同景观、景区承载量也不一样,依据道路特点、参观内容进行调整,如文昌院为每小时400人,而大面积绿化地区则容纳人数较多。  【景山公园】  客流过大所有大门全打开  景山公园地处故宫北侧,大量游客游览故宫后都会来到景山这座不算大的公园,该公园最佳游客接待能力为1万人。据该园工作人员介绍,国庆游园期间,该园游客量都会增大。为此,该园已提前制定防拥堵踩踏措施,确定了易发生拥堵地点如狭窄路段、重点门区等。  该园已对出入园游客量进行实时统计,当超过公园最佳接待容量时,园内启动单行线预案,门区大门全部打开。特殊景点区域,如万春亭、自缢处等景点加强监控,安放固定岗位,一旦人流超过上限,上岗人员要组织游客进行疏散,第一时间解决拥堵问题。  【天坛公园】  游客近饱和时会放缓售票  为确保安全,当天坛公园内游客达到最大接待量的80%-90%时,公园各大门及祈年殿、圜丘、回音壁售票处会采取放缓售票速度和暂时停止售票的措施,以控制入园人数,同时关闭入口通道,游客只出不进,打开临时出口疏导游客,并做好游客秩序的维护及解释工作,重点做好老人、儿童保护工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郭超 饶沛 陈瑶(原标题:游客达80%最大承载量 景区应停售门票)编辑:

上海外滩1日零点人流量峰值达前一天5.5倍

本报上海1月2日电 (记者蒋韦华薇)1月2日晚上11点半,杭州个推公司推出的2014年12月30日晚6点到31日凌晨3点和12月31日晚6点到2015年1月1日凌晨3点上海外滩地区人群密度对比图显示,该地区1月1日零点的人流量最高峰是前一天同一时刻的5.5倍。  在标注时间为31日(实际为1月1日零点)的图上,外滩整个区域处于大面积橙色,其中还有一个小圈为红色。“这表示当时外滩的人流极为密集。”个推公司CEO方毅说。  个推公司使用的是一项被他们称为“电子围栏”的新技术。简单地说,就是在一定区域内设置“围栏”,手机发出的信号“撞”上“围栏”,就会留下一个记录。在一个时间段内,根据手机信号“撞”过的数据,就可以大致推算有多少人正在这个区域内。方毅强调,“电子围栏”无法精确统计到底有几个人在这一区域,但是可以给出相对精准的范围。加上与之前的数据(如前一天同时刻)作对比,可以精准地判断出人流增加的几何数量级。2014年第三季度,“电子围栏”技术已完成全国布局和测试,但原计划要2015年4月才对外公开。方毅作为80后大学生创业者的佼佼者,一直活跃在杭州和全国的各种大学生创业大赛上,并多次获奖。  3年前,方毅在公司内部讨论会上,产生了用移动互联网来做地震测定的想法。当一个地区的手机突然同时出现震动时,我们理论上可以判定这个地区出现了地震。他随即将这一近乎“天方夜谭”的想法与国家地震局进行了沟通,并逐步完善和测试,开发了一款名为“地震速报”的APP,结合国家地震台网的数据,这一应用已经在多次地震中及时发挥作用,第一时间发出警示,为震源附近的人群推送地震信息,提醒尽快撤离。最近,方毅正在与国家地震局开展深度探讨,希望用“电子围栏”技术分析地震前后人群密度对比图,为救灾决策提供参考和支持。  “在大数据时代,天方夜谭似乎也变得可行了。”方毅强调,静态数据要经过实时汇总统计,才能帮助运营团队形成对事件和实际状况的精确展现。(原标题:上海外滩1日零点人流量峰值达前一天5.5倍)编辑:

【环球时报综合报道】编者按:非法的“占中”行动是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大事,尽管在持续79天后落幕,但其阴影仍在。“占中”给香港社会带来的影响和创伤是巨大的,往回看,围绕这场行动,围绕香港的发展和命运,都有很多值得深思之处。《环球时报》记者联系采访了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和中国内地的6名关注香港问题的学者,今天的年终特别报道,为读者呈现他们在香港问题上的见解。这6名学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高级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项目副教授吴逢时,马来西亚前总理政治秘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学者胡逸山,香港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陈文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学者张建。    环球时报:对于香港“占中”引发的纷争,有分析称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根源是什么?  陈文鸿:表面看,“占中”与反“占中”之争是香港社会各界对普选有分歧,实质却是近年香港社会各种矛盾的爆发。回归17年,香港发展停滞不前,经济结构长期以金融为主,结果是中产阶级萎缩,中下收入层扩大。在生活压力和房贷压力下,社会不满日增,年轻人的情况更为恶劣,社会似乎失去向上流动的机会。  吴逢时:“香港社会从未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分歧与社会动员”这个观察一半准确,一半不。“社会动员”是的,尤其是从大规模游行、示威、静坐和公共秩序受损持续的时间看。但“政治分歧”并非只这次有。  香港政治过去20年经历了从集权到社会化的核心转变,从殖民政府走到现代意义上的高度自治政府,政党和公民社会都蓬勃发展。法治,政治架构开放,加上社会力量上升,在现代网络和通信科技支持下,2014年香港社会的动员当然就很迅速,普及面也广。香港目前的经历——政治权力的急速社会化——与大多数后殖民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轨迹一致。如果能暂时撇开这次争论问题本身的讨论,应该看到香港社会和政治总体发展的一面。  卜睿哲:我认为最主要的一点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在回归后恶化,并且,恰当或不恰当地,他们将此归咎于经济与政治权力集中于支持北京的富人手中。他们试图通过寻求民主以降低这种集中。他们抗议是因为这是参与政治的唯一途径。  马丁·雅克:2000年我在构思《当中国统治世界》这部新书时,就在香港生活,同时关注整个中国的变化。所以14年后,看到香港发生的“占中”行动,我有特殊的个人感受。这一事件背后原因很复杂,但我相信多数港人并没有失去理性。所谓“占中”之争,是一些人对于香港目前社会现状的不满所致,加上外媒一些夸张甚至是曲解报道,让更多不明就里的人参与进去。  胡逸山:十几年前,我曾在香港陆陆续续生活过好一段日子,坦白说直到现在还怀念不已。爱香港之处,在于香港这种中西合拼、华洋杂处的氛围。然而,也许正因为这种“双重性格”,东西方的各种社会理念免不了会在香港产生一些冲击。法治对上权威、民主对上集权、自由对上专制,各种理论与实践的冲突,也许就在最近的这场风波里都被掏了出来。唯一东西方大相径庭的理念皆深受其害的,也许还是“均富”这一崇高目标无论在华在洋皆未能得以真正体现,在香港尤其如此。  张建: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根据香港的现实情况进行了不断的调整。虽然如此,仍出现了2003年的香港七一游行,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大游行等。在过去的这么多年,“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被重点强调,而核心的“一国”则遭遇有意或无意识的忽视。这导致香港在对中央和内地的融合和认同方面缺乏制度上的设定,导致香港在与内地和中央的关系平衡方面出现差异,总以为“你是你,我是我”,忽视自身只是中央管制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域。    环球时报:很多人说,香港变“乱”了,是这样吗?香港在步入衰落吗?  吴逢时:香港并没有“大乱”,已经恢复常规。对于法治、文明秩序的偏好没有减退,社会所依存的基本价值观、文化元素都没变。改变的是年轻一代对政治的理解,对如何表达不同意见的方式的理解。2014年可能开启了香港抗争政治的时代,妥协和调解不会时髦,所有政治纷争可能从此都会以社会戏剧的方式展现出来,都要以零和博弈来收场。  陈文鸿:不好说,关键要看特区政府未来怎么做。1967年,香港社会发生动荡,港英政府于是推行麦理浩新政,改变殖民地政府一直以来的劣政。首要是肃贪,其次是房屋政策,推动工业的经济政策,包括香港产业多元化政策,使得香港政治社会和经济进入新的现代阶段。在后“占中”时期,特区政府要做的便是相近于麦理浩的新政,加强行政主导。在这方面,政策要落到实处。  马丁·雅克:如今的香港衣食住行仍然有条不紊,没有变成曾经的突尼斯或埃及。现行制度让社会有条不紊地运作,这正是“一国两制”合理存在的形象解释。香港在过去十年,总体看仍获得成功发展。环顾亚洲其他曾被用“龙”“虎”等动物形容的国家或地区,可知道世界经济起伏对其打击之大,而它们真正复苏的周期也比香港要长。  胡逸山:我不认为香港在步入衰落。反之,如大家能认真、踏实地面对上述矛盾,香港的前途还是光明的。香港人拥有无比的韧力,把逆境转变为顺境的例子比比皆是:以前贪腐恶名昭彰,现在廉政建设堪为世界典范;1998年金融危机经济岌岌可危,港府毅然入场扶市击退巨鳄……  张建:表面看,香港仍是一个国际性金融中心,依然很繁荣。但香港GDP占内地比例和香港对内地投资所占比例等都在下降。北京和上海的GDP已超过香港,广州和深圳一两年内也将赶超。从这个角度说,香港的发展相对缓慢。  当然,香港在法治、税收、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的制度建设方面是有领先优势的。但是,在近年发生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如果不快速解决出现的问题,香港的发展方向和发展动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环球时报:现在人们常常提到香港面临的竞争,新加坡和上海等城市对其挑战有多大?  吴逢时:过去15年,新加坡一直在赶超,不仅仅是单纯经济指标,更在经济结构、核心增长行业、高端技术研发、高等教育等方面。我在港新两地的科研经验是,后者的社会科学领域国际化程度更深,确实建立了一个西方之外的多元文化交流中心;比较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学科发展更全面,不同专长的学者往来更频繁,学术界不是非左即右、以观点划分立场。  陈文鸿:一直以来,香港都稳守全球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亚洲,东京也未能与香港竞争,上海更不用说,但新加坡的竞争威胁颇大。全球金融已经24小时不停运作。24小时可分成3区:纽约、伦敦与香港三分天下。不过,香港并非不可替代。香港优胜之处在于国际化人才的总量和国际化视野、关系和能力。一旦这个因素弱化,香港便会出问题,跨国的金融体系会找另一个亚洲地点来做24小时的连接。  胡逸山:香港与新加坡皆为本区域重要金融中心,彼此不是处在竞争位置,而是相辅相成。香港主要服务庞大的大中华市场,新加坡服务东南亚市场。它们最大的优势皆为拥有完善、与国际接轨的法治环境与建设。随着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逐步展开,这两大市场的互动会更频密,港新两地的桥梁角色也会更重要。  张建:上海从去年开始建设自贸区,今年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落户上海。这两大动力能够很快提升上海金融中心地位的建设。如果香港不能发挥整个中国金融中心的作用,中央就会更加依靠内地的金融中心。在整个中国全面崛起的格局下,如果香港不把握这个发展机遇,将错失发展快车道,上海就会超过香港。  大家都说香港和上海是互相竞争的两个城市。我多次去香港,与港府官员和社会各界交流,很多人都提到上海的发展可能会冲击香港。竞争是存在的,但如果两地能够用更多方式进行合作,可能对双方都有利。比如自贸区建设,比如金融中心的建设,大家都互有优势,互有劣势。  环球时报:迅速崛起的中国内地必然会导致香港被边缘化吗?作为中国的一个城市,香港未来应当怎样发展?  卜睿哲:香港目前仍在一些领域,如金融、物流及其他贸易服务领域,保持着强大竞争力。香港的成长与中国内地的成长可以相辅相成。这并不是一场零和博弈。香港出现问题更多在于香港发展红利的分配不均及因其而产生的政治分歧。  马丁·雅克:我不认为中国内地的发展会给香港带来威胁。中国实在太大,没理由说,只建立一两个中心城市就指望其去支撑全国的经济。香港不是要被上海超越,而是首尾呼应,相得益彰。中国会建起更多行业中心城市或地区,因为中国需要消除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其实,只有将香港故事更多地在中国内地成功复制,中国的经济发展才会更平衡,而最终困扰香港的一些老问题,也才能够最终消失。  陈文鸿:习近平主席上台后,提出“一带一路”的新国际政策,除了南美,囊括全球的新兴市场经济。这给香港带来很好的发展机遇。香港可以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为中外经济来往提供知识型服务,而不只是航运服务。此外,香港应该重启工业化。生产的价值链不一定要在工厂完成。以日本为例,大部分工业设计和销售都在东京进行。所以近年日本人口不断减少,但东京人口反而增加。近年香港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快,可以给香港带来很大机会。   环球时报:能否预测一下20年后香港会是什么样?  马丁·雅克:希望再过20年能够看到香港以不同面貌示人,相信“一国两制”会让香港和珠三角地区的其他城市联手变成一个更广阔的经济活动区,到时香港对于世界经济来说,不再是一个门户城市,而是一片繁荣地区的一角,就像一张方桌,让人感到稳固,而不再有独木难支的担心。  卜睿哲:这是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我的猜测是,如果香港能且只有做到以下几点,它将保持今日的面貌:A。像它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便成功做到的那样,继续找到推动经济增长的机遇;B。香港改革其自身的经济体系,以减少权力的集中,让香港成长的红利为更多人分享;C。香港能够建立一个高效的治理体制,将高效廉洁的行政当局和民主遴选长官的机制有效结合起来。  总体说,香港必须做好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改革。如果只做好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没做好,结果都将不会令人满意。如果两方面都未做好,结果将会是灾难性的。  陈文鸿:我预计,香港与广东将会形成一个大珠三角地区,成为全球竞争力最强的大都市,但香港的国际化程度会比广州高。  胡逸山:(香港会是)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大都会,居民仍然勤奋上进,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唯在均富与宜居方面尚有很大改善空间。  张建:按照国家规划,20年后中国将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那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如果香港能够抓住机遇,未来其地位将像纽约之于美国。但如果香港还是不断出现社会问题,或者出现一系列政治运动,香港将错失发展机遇,将可能不仅不能成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城市,就整个中国来讲,它的重要性也将下降。就像特区某位官员说的,香港可能仅成为珠三角地区的一个领头城市。(本报驻香港记者 凌德 本报驻英国、美国记者 纪双城 翟翔 本报记者 杨澜 屠丽美 张倍鑫)编辑:

记者从辽宁省纪委获悉,辽宁省政府副秘书长魏俊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魏俊星,男,1955年10月生,辽宁黑山人,中共党员,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魏俊星曾长期在铁岭为官,担任过铁岭市委常委、开原市委书记,与籍贯为铁岭的赵本山颇为熟识。,在《乡村爱情3》关机仪式现场,铁岭市委常委、开原市委书记魏俊星在发言中表示,“感激亲爱的本山,多年来全力支持铁岭和开原的发展。铁岭因为有了赵本山名扬四海,铁岭也会在生活上、艺术上成为赵本山最坚强的后盾。”      16日,中纪委发布了国家安全部副部长、党委委员马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的消息。观察新一年以来的反腐举措,军队、国安系统的“打虎”行动备受外界关注,中国持续以实际行动阐释“不设限制、没有禁区”的反腐态度。  马建成为继杨卫泽之后,今年落马的第二位省部级官员。据公开资料,他也是十八大后,反腐风暴在国家安全系统打落的首个“老虎”。  国家安全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主管国家安全,因其特殊身份,未设对外的官方网站。中纪委网站此次发布“打虎”消息时,并未附带马建的简历。为数不多的公开资料显示,马建出生于1956年,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曾长期在政法机关工作,最迟于2006年底开始任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马建最后一次出现在新闻报道中是在去年12月,随同国务委员郭声琨访问巴基斯坦。据消息人士透露,马建和目前正接受调查的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共中央统战部原部长令计划关系密切。  观察新年以来的“打虎拍蝇”动作,集中体现“反腐不设限制、没有禁区”的特点,“打虎”频频伸向一些“神秘”部门,颇受外界关注。  15日,中国军方首次发布“打虎榜”,落马的16名高级军官中,15人为少将及以上军衔,其中5人为副大军区级及以上将领,军队反腐的力度之大和“去神秘化”均获得舆论赞许。        16日,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涉嫌受贿案。检察机关指控,1999年底至2012年10月,季建业利用职务便利,为多家单位和个人在工程承揽、项目开发、工作调动等方面提供帮助,直接或通过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132万余元。季建业系2015年第一个受审的省部级官员。  起诉书显示,针对季建业的七项指控中,有六项涉及项目开发,涉及“建设腐败”的赃款占涉嫌受贿总额九成。  例如,1992年至2009年,季建业接受苏州锦联经贸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的请托,为其开发房地产、竞拍土地等提供帮助,季建业本人或通过其家属,先后收受徐东明给予的人民币770万元、价值5.6万元的特灵牌空调4套、价值6.8万元的大金牌空调1套,以及价值7.1万元的装修材料。检察机关还指控,季建业曾以低于市场价50多万元的价格,购买旺山墓区墓穴用地153平方米。  不过,曾被广泛报道为季建业情妇的扬州市环保局原局长金秋芬,则并未出现在起诉书中。  在最后陈述中,季建业表示“知罪、认罪、悔罪”,“回过头来看,我的主要问题发生在一个20多年的朋友圈。在交往中失去了底线,朋友关系变成了‘礼尚往来’”。季建业最后流下悔恨泪水,并请求法庭能从轻处罚。庭审结束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据中纪委消息,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党组成员霍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霍克,男,汉族,1961年8月生,河北易县人,1976年参加工作,在职研究生毕业。2014年12月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党组成员。中共十八大代表。  本组稿件均据央视、新华、中新编辑:

新华网北京1月12日电(记者刘欢 史林静 李建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在北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从2014年11月起,中央党校举办县委书记研修班,计划到2017年底将全国县(市、区、旗)委书记轮训一遍。  举办研修班的目的,主要是对县委书记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党性教育,引导县委书记用中共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分析人士表示,此次中国展开的县委书记大轮训,同时纳入中央党校培训体系,是十八大以来的首次,其对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治国理政水平以及巩固中共执政根基,将发挥重要作用。  “要真正了解中国,就要从一个县开始。”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说,县治则国治,县强则国强,县稳则国稳。一个县可以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具有毛细血管、神经末梢的功能。人有病都是从末梢坏死、毛细血管堵塞开始。因此抓紧县一级,对县委书记开展集中培训,可谓是“抓住了牛鼻子”。  他指出,县委书记角色重要,在这个岗位上最需要学习,但是过去几年因为种种原因他们没有时间接受系统培训,“只有通过这种集中学习,进行系统理论培训和党性教育,才能达到有效目的”。  “郡县治,天下安”,曾是中国的政治古训。中国自秦代推行郡县制2000多年来,县级一直就是国家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层次,县级政权成为中国国家政权的基础。  在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表示,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县委书记处在整个国家治理架构的宏观之末、微观之始,决定了他们位置的关键。因此,虽然2800多个县(市、区)委书记不到中国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的1%,但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却远非这一比例可以衡量。  “把县委书记纳入中央党校培训体系,这是十八大之后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说,这一举措表明,中央对于县域治理的重要性有了新认识,将着重培养、打造县委书记这一群体,以提高他们的执政能力,巩固执政根基。  张希贤透露,县委书记研修班开设的课程主要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县域经济发展和县域经济体制改革,县域依法从政、依法治县以及县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县委党建等内容。  “主要是用实践经验告诉他们县域治理怎么搞,如何建设美丽县域和美丽乡村,用最新理论成果武装他们。”张希贤说。  “每周一次部长讲课,这让县委书记对国家整体的治国思路有一个宏观把握。此外,各领域的专家把最前沿的东西带给基层。”张希贤说,这对于开阔县委书记政治视野、文化视野有很大帮助,他们的领导能力、执政能力会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升。  许耀桐认为,来自不同地方的县委书记,200多人坐在一起共谈县域治理之道,也是一个同层交流的机会。“好的经验推广学习,出现了问题,集思广益共商解决。”他说,这也是一个上下交流的好机会,中央能够直接接触到县委书记群体,基层有什么困难、困惑、难题都可以相互交流。  习近平曾于上世纪80年代在河北省正定县担任县委书记。他曾经说过:“当县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村,当地(市)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乡镇,当省委书记一定要跑遍所有的县市区。”  2013年在山东考察期间,习近平给市、县委书记们念了一副来自河南内乡县衙的“得失联”,以警示县委书记等领导干部认清官民关系;2014年在兰考调研期间,他又号召全党学习县委书记榜样——焦裕禄,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以焦裕禄为镜,深学、细照、笃行。  此次座谈会上,习近平又一次提到了焦裕禄: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     新华网北京1月12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2日上午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同中央党校第一期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进行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县级政权所承担的责任越来越大,尤其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进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焦裕禄同志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编辑:

新京报讯 旅游景区游客最大承载量要向社会公布,景区和地方政府要制订人流疏导方案,必要时采取交通管制等措施。昨天,记者从国家旅游局获悉,该局发布行业标准《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以下简称《导则》),该标准将于4月1日起实施。  上海踩踏事件发生后,旅游行政部门对景区做出具体行业要求。国家旅游局下发的《导则》中规定,景区最大承载量不但要看景区自身游览面积,还应涵盖周边地区的客流疏散能力以及游客心理承受能力等指标。  《导则》要求,景区应结合国家、地方和行业已颁布的相关法规、政策、标准,采用定量与定性、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方法核定最大承载量。这也意味着,之前各景区主要以经验判断是否达到最大承载量的方式不再符合新要求。  但景区最大承载量并没有给出单一的计算公式。  根据《导则》要求,景区首先要测算出空间承载量和设施承载量,并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景区最大承载量的基本值。在此基础上,还应将景区的生态承载量、游客的心理承载量,以及社会承载量等方面的指标或经验值作为参考。    《导则》对景区出现大客流的预警也做了规范要求。  景区内旅游者数量达到最大承载量80%时,应向社会公告并同时向当地政府报告,并在当地政府指挥、指导、协助下,配合景区主管部门和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同时,景区自身要立即停止售票,并对外发布提示。  景区客流达到最大承载量需要疏散客流。《导则》指出,一旦启动应急预案,地方政府组织所有相关部门,重点是交通与公安部门,构建一级指挥调度系统,对通往景区的外围道路入口和主要集散中心(地)进行流量监控,在景区外部进行引导、分流和截流。  根据《导则》,景区将逐步推进旅游者流量监测常态化,采用门禁票务系统、景点实时监控系统等技术手段,还应针对节假日及大型活动制订相应旅游者流量控制预案。    记者获悉,北京的景区早在2013年十一期间就开始采取类似限流措施。  当时,市旅游委在官网公布了全市重点景区游客及停车场的最大承载量,并规定,黄金周期间,如游客量超过最大承载量,景区将通过暂停售票、延长闭园时间、增加售票窗口等措施对游客进行分流。  此外,市旅游委近日紧急开会部署旅游行业安全生产检查,尤其要对景区举办的各类大型活动、特种设备,冰上、雪上旅游项目、景区安全设施等进行严管严查。   【故宫博物院】  已采取多种方式试行限流  昨日,故宫方面表示,故宫将在春节前制定详细的接待方案,保证游客安全有序参观。故宫节假日会根据游客接待情况采取分流限流措施。  2014年4月,故宫“客流安全监测系统”已开始数据采集。2013年故宫建设“客流安全监测系统”项目,在午门、太和门、乾清门等区域安装47个二维激光扫描点进行实时人数采集。这些数据将帮助故宫摸清每一个区域的瞬时客流量,为设定区域和总体承载量上限提供依据。  故宫有关负责人介绍,故宫将在充分占有数据的基础上,结合几十年的开放经验得出压力值、单位使用面积安全人数参考值、监测系统运行一段时间后的实际值,给出一个科学的最大承载量数据。  目前,故宫已采取“单日内分流”、“主题开放日”、发行年票等方式试行限流分流。院长单霁翔此前表示,今年故宫将进一步扩大开放面积,增加游客活动空间。到2016年,故宫将实现“红墙内无办公区”,更多古建将开放。  【八达岭长城】  春节期间接待预案制定中  八达岭长城景区方面表示,该景区在“五一”、“十一”等假期都会制定“应急预案”,春节期间的接待预案正在制定中。目前是八达岭长城景区的淡季,元旦、春节等假日期间人会比平时多,但基本也不会超负荷。  安全方面,八达岭景区信息化指挥中心的视频监控系统覆盖整个景区及周边,可对景区内各大节点和游人密集地段实时全天监控。根据客流情况,夏日高峰期可在景区内部实行网格化管理,将核心景区及周边划分为特定面积的管理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工作人员在城墙上维持秩序,引导游客,提供咨询和应急处理,保障游客安全游览。  【颐和园】  超最大承载量会停售门票  颐和园管理处表示,该园的游客承载量参照旅游部门的标准,最佳容量为4万人,最大承载量则为10万人。  同时,园内重点景区还有单独的承载标准,“比如佛香阁,游客接待能力是5000人。当达到5000人时,就会启动预案,包括停止销售佛香阁门票,启动单行线,即统一从右侧进出,工作人员会对游客进行疏导,清除滞留人群,如疏散效果不明显会实行只出不进。”颐和园管理处工作人员介绍。  “颐和园的游客最高峰一般出现在‘五一’,平时游客量都在承载范围内,近年游客最高峰是在大黄鸭来时。”颐和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内不同景观、景区承载量也不一样,依据道路特点、参观内容进行调整,如文昌院为每小时400人,而大面积绿化地区则容纳人数较多。  【景山公园】  客流过大所有大门全打开  景山公园地处故宫北侧,大量游客游览故宫后都会来到景山这座不算大的公园,该公园最佳游客接待能力为1万人。据该园工作人员介绍,国庆游园期间,该园游客量都会增大。为此,该园已提前制定防拥堵踩踏措施,确定了易发生拥堵地点如狭窄路段、重点门区等。  该园已对出入园游客量进行实时统计,当超过公园最佳接待容量时,园内启动单行线预案,门区大门全部打开。特殊景点区域,如万春亭、自缢处等景点加强监控,安放固定岗位,一旦人流超过上限,上岗人员要组织游客进行疏散,第一时间解决拥堵问题。  【天坛公园】  游客近饱和时会放缓售票  为确保安全,当天坛公园内游客达到最大接待量的80%-90%时,公园各大门及祈年殿、圜丘、回音壁售票处会采取放缓售票速度和暂时停止售票的措施,以控制入园人数,同时关闭入口通道,游客只出不进,打开临时出口疏导游客,并做好游客秩序的维护及解释工作,重点做好老人、儿童保护工作。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郭超 饶沛 陈瑶(原标题:游客达80%最大承载量 景区应停售门票)编辑:

分类:美文

时间:2016-08-08 07:26: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