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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强:决不允许让民众为立案来回奔波

  • 分类:养生

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强调,2015年完善司法便民利民信息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决不允许对当事人诉求相互推诿,决不允许让群众为立案来回奔波。编辑: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表示,“北京造”小飞机今年将全面上市,计划首批组装15架以上,每架售价在1000万元左右。未来的目标产能是每年生产100架左右的小飞机。   徐和谊表示,北汽生产的“北京造”小飞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客机。主要生产的是中型、小型的固定翼飞机,用于农业、林业、运输、救灾救险等。相比之下,这种作业用的飞机市场非常大。比如,顺丰等好几个快递公司都向北汽订购了小飞机,还有很多是私人企业订购。每架飞机的价格在1000万元左右,能够载重差不多2吨。  徐和谊介绍,去年4季度,北汽一共组装了两架小飞机。飞机的零件全是从国外进口的,比如两个机翼、机身从意大利和新西兰进口,运到北汽之后再组装。在参加去年10月的珠海航展时,北汽的小飞机一亮相就拿到了65架的订单。  徐和谊说,今年北汽计划组装15架以上小飞机。去年珠海航展接到的65个订单,将分3年陆续交付。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大产能,目标是每年生产100架左右的小飞机。    针对新能源汽车在京津冀地区总体推广不理想的情况,徐和谊建议,应研究制定京津冀地区统一的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鼓励政策,比如纯电动汽车京津冀地区自由通行,实行不分时段限行,不限购的政策等。同时应鼓励成立新能源出租车公司,开展新能源出租车运营。  徐和谊表示,受政策落地、私人消费阻碍等因素影响,京津冀地区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内,新能源汽车的总体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徐和谊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地区2014年在私人、公交、环卫、出租、租赁等领域共推广新能源汽车8050辆(占当年推广计划的40.25%),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达到1.3万辆;天津计划2013年至2015年推广1.2万辆,截至2014年底推广2825辆,仅完成计划的23.5%;河北省计划2013年至2015年推广13141辆,截至2014年底仅推广1000辆左右。  徐和谊说,目前充电桩数量不足、布局不便利、充电设施审批及安装困难等现实问题阻碍了私人消费,另外电池的续驶里程、使用寿命和安全性都无法让消费者放心使用。他建议,制定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新能源汽车推广行动计划。鼓励优先推广纯电动车,同时应加快建设充电站、维修站、电池回收站和停车场等配套基础设施。  他同时建议,研究制定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购买鼓励政策。支持和鼓励京津冀出租车公司采用新能源汽车逐步替代淘汰的燃油出租车,打破垄断和保护,开放市场,鼓励成立新的新能源出租车公司,开展新能源出租车运营。  晨报记者 邹乐 王萍(原标题:

“对大学教材的管理不是不要开放,而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教育部长袁贵仁7日说,中国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5年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于3月30日召开。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精神,我国将进行强制性标准清理整合,同时将在现有7省市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企业标准管理的试点范围。另外,空气净化器、口罩等一批重要标准有望年内出台。  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介绍,今年是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启航之年,将抓好改革方案的分解落实。同时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修订工作,尽快提出法律修正案,争取年内上报国务院审议。开展现行标准化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评估,明确下一步制度文件立改废的重点。  田世宏说,强制性标准改革是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中之重,今年将选择部分领域先行开展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整合精简试点。下一步,国家标准委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门制定强制性标准清理整合工作方案,协同推进强制性标准改革。  在企业标准管理改革方面,田世宏表示,今年初已首批选择上海、福建和山东等7个省市开展了相关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截至目前,试点地区已有1177家企业实施了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执行标准超过4000项,涵盖了服装、家用电器、家具、建筑装修材料、农机和农药等6300余种产品。今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鼓励企业进行标准自我声明和公开。  田世宏同时表示,今年将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制定。其中,将加快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国家标准,出台高标准农田标准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制修订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冷链运输贮藏操作规范和质量溯源等标准。  在民生方面,今年我国将完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清理整合,强化食品领域重点标准制修订。深入推进消费品安全标准“筑篱”专项行动,完成首批11个领域国内外标准比对,推动空气净化器、口罩等一批重要标准出台。  据了解,去年我国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重点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保障人身健康安全和提升产品及服务质量上,突出了环保节能和促进消费,共发布了国家标准1530项。在纺织品、化妆品等与消费者生活密切领域,发布相关安全标准161项,在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方面发布标准106项。另外,去年发布的17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已通过网络平台面向社会全文公开。编辑:

新世纪之初,医患纠纷开始频繁以极端方式,暴露医改之痛。《中国新闻周刊》2002年的这组封面报道,综合大量事实和观点指出:医患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医疗管理部门的制度设置不合理造成的,而公立医院日益严重的“盈利”趋势导致的药品回扣、医生收红包现象,开始扭曲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2002年时的医患之痛,也依然时有发作,但是,改革已经上路,再痛也得走到底。    从“老医改”到“新医改”,十余年间,医改在矛盾交织中艰难推进。《中国新闻周刊》在改革进程中,在每个关键节点,都进行了大量深度报道和解读,记录下改革中的彷徨和歧路,呈现争议和博弈,梳理困境和出路  本刊记者/闵杰  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从江西来广东打工的陈丽萍时,她2岁大的儿子已经连续高烧18天不退。很快,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10万元的医疗费大大超出了这个家庭所能承受的极限。  根据当时的医学统计,中国每年白血病新发病2万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患者接受了治疗,而其余几乎全部是因为负担不起高额的治疗费用被迫放弃。  类似的情况在当时并非个案,20余年医疗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使许多中国人不敢踏进医院大门,也使得中国医改重新站到了十字路口。  医疗改革中的“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由来已久,但在2005年,“医疗市场化”日渐成为千夫所指。  2005年5月16日,《医院报》以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原话“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作为头题,正式启动了医改讨论;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评价:“医改基本不成功”。  这场关于“医改”的大讨论,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的封面故事“医改歧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正如文中所言,中国医改也从这一年开始,“重新择路”。    反思的拐点起于2003年的SARS。横扫中国许多大城市的SARS,使各方深切体会到了当时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和医疗体系的缺漏。  而实际上,中国医改在此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不断陷入各种怪圈。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之时,乡镇卫生院就搞起了承包,一直到入不敷出纷纷倒闭为止;90年代的市场热潮中,卫生部又出台“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政策,随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创收新项目,多得令人目不暇接,医院被讥为“掉进钱眼里”;2000年前后,已经搞了两年的国企产权改革之风又吹到了卫生系统,于是,有了宿迁医改、海城医改,将公立医院纷纷卖掉。  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这是什么水平?我们还不如非洲国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政府的投入最低是2000年时的15%左右,“而非洲国家比这还高”。  看不起病招致了民怨的堆积,改变也从2003年开始。非典之后的两年内,国家在建立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投入了300亿元以上,较常年增长20倍之多。  “以药养医”改革也陆续着手破题,这一阶段的解决方案是“药品零差率下的统购统销”,即16字方针:“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  这种类似用当年粮食购销体质改革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价的努力,却显然无法触及真正的“病根”。2008年1月,在社会各界对“新医改”方案翘首之际,《中国新闻周刊》以“医改难改”的封面报道,呈现医改起步之艰难。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以药养医的格局下,‘优先使用’只是国家的指导性说法,并没有实际的动力机制,很难做到。”一位药企董事长当时接受采访时透露,与一般商品价格低销量大不同,以药养医格局下的加价机制是逆调节机制,药品加价的空间越小,市场占有率越小,促使药价往高走。  例如,廉价药在医院并不是医生的首选。八毛钱的青霉素和二十块钱的头孢,即使给医生的提成相同,绝对值也相去甚远。医生当然愿意开头孢。青霉素这样的廉价药只能逐渐退出市场。  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只能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顺加15%。但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全国医院药品实际加成率已经达到41%。此外,医药企业付给医院的“公关费”和医生的“回扣”高达数百亿元,医院长期拖欠占用的药品回款资金平均也在千亿左右。  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朝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正如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2006年9月,国家正式启动新医改,成立了由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当年医改政策的制定是全球征集意见,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包括麦肯锡都参与了中国医改方案的制定。  2009年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通过独家调查发现,在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之后的5个月内,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医改方案是市场化还是回归计划的走向,展开了激烈博弈。2009年4月,通过一系列扎实缜密的调查和剥茧抽丝的分析,《中国新闻周刊》以“医改定音”的封面故事,细致呈现了“新医改方案”背后的交锋和博弈。  对于医改最终的方案能够吸收多少“市场”的意见,很多人心里没底。于明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63岁的于明德,曾任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原司长,当时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属于医改“市场派”。2008年10月14日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后不到半个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也通过特别渠道上书两封。第一封包括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在内的33家协会联合上书;第二封则由于明德自己起草,通篇只有14句话——针对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重回计划经济”的倾向,提出了14条修改意见。  当时,“市场派”的圈里人越来越着急。“市场派”人士认为,部委的部门利益,如同鸭子潜伏在水面下的脚掌,看似向东实则向西。“分明是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垄断造成了药价虚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结果这一轮医改却把板子打在了市场化头上”。  与2008年10月14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2009年正式发布的“新医改”方案,在一些争议较大的内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和修改。这个方案既强调了政府主导的色彩,也给予市场微观主体以一定的空间。不过,如何在新医改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既体现医疗公共用品的福利性质,又让市场的微观主体发挥作用,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命题。    2012年,新医改启幕三年。2月10日到3月10日,卫生部组织了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7家科研机构的8位卫生专家,对公立医院改革的17个试点城市进行评估。  对于这次新医改的期中考,全社会都在密切关注,对推进三年的新医改,究竟能打多少分?2012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专题“医改求共识”再次聚焦医改。  受访的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医改”以来,从政府到民间具有高度共识的一点是,中国医改最成功之处在于,医疗保险覆盖率2012年已经上升到99%,显著缓解了因病致贫。  记者调查发现,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立足于供方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而被誉为最难啃骨头的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李玲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滞后,利益链不仅没有打破,而且在大量财政投入的情况刺激下,越来越茁壮成长。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朱恒鹏对“公立医院”的批评更为直接:凭借行政化的公立医院,想要提供优质、价廉、便捷、有“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最终却是目标与结果的背离。  在他看来,规模越来越大的三甲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以及国有事业编制制度对医生的束缚和垄断,形成了愈演愈烈的“虹吸效应”:三甲医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使得本可在基层社区就诊的患者,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甲医院;由于在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下,在三甲医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提升机会,本应在社区提供全科服务的优秀医生,以及本该在二级医院提供常见病住院服务和康复治疗的医生,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级医院;本应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医保资金,越来越多地被虹吸到三甲医院。  朱恒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甲医院的这种大规模扩张,除了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看病贵”之外,也使得分级诊疗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靠行政手段遏制三甲医院扩张趋势,最多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开闸泄洪,即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形成充分竞争、分级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  2014年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指明医改将以公立医院为重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的三方联动。《工作任务》要求每个省份有1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  “医改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李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朱恒鹏看来,虽然今时今日改革的泥沼之处已经显而易见,“但无论是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医改形成的带动作用,还是不断释放的医疗需求对供方形成的倒逼压力,都能让我们对改革依然充满期待。”    2002年10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 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2003年  SARS的袭击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2005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引起强烈反响。  2006年6月  国务院筹划启动新一轮医改;9月,16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成立。  2007年  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包括北京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多家海内外机构提交、讨论医改方案。  2008年10月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3.5万余条。  2009年1月21日  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2010年2月  卫生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  2011年7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村卫生室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和新农合实施范畴。  2012年  国务院出台《“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医改进入新的实施阶段。  2013年7月  国务院提出医改四大主要工作任务。  2014年3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要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

周强:决不允许让民众为立案来回奔波

周强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强调,2015年完善司法便民利民信息平台,为当事人提供形式多样、方便快捷的诉讼服务,决不允许对当事人诉求相互推诿,决不允许让群众为立案来回奔波。编辑:

昨天,全国人大代表、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和谊表示,“北京造”小飞机今年将全面上市,计划首批组装15架以上,每架售价在1000万元左右。未来的目标产能是每年生产100架左右的小飞机。   徐和谊表示,北汽生产的“北京造”小飞机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客机。主要生产的是中型、小型的固定翼飞机,用于农业、林业、运输、救灾救险等。相比之下,这种作业用的飞机市场非常大。比如,顺丰等好几个快递公司都向北汽订购了小飞机,还有很多是私人企业订购。每架飞机的价格在1000万元左右,能够载重差不多2吨。  徐和谊介绍,去年4季度,北汽一共组装了两架小飞机。飞机的零件全是从国外进口的,比如两个机翼、机身从意大利和新西兰进口,运到北汽之后再组装。在参加去年10月的珠海航展时,北汽的小飞机一亮相就拿到了65架的订单。  徐和谊说,今年北汽计划组装15架以上小飞机。去年珠海航展接到的65个订单,将分3年陆续交付。下一步还将继续扩大产能,目标是每年生产100架左右的小飞机。    针对新能源汽车在京津冀地区总体推广不理想的情况,徐和谊建议,应研究制定京津冀地区统一的私人购买新能源汽车鼓励政策,比如纯电动汽车京津冀地区自由通行,实行不分时段限行,不限购的政策等。同时应鼓励成立新能源出租车公司,开展新能源出租车运营。  徐和谊表示,受政策落地、私人消费阻碍等因素影响,京津冀地区公交等公共服务领域内,新能源汽车的总体推广效果并不理想。  徐和谊提供的数据显示,北京地区2014年在私人、公交、环卫、出租、租赁等领域共推广新能源汽车8050辆(占当年推广计划的40.25%),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达到1.3万辆;天津计划2013年至2015年推广1.2万辆,截至2014年底推广2825辆,仅完成计划的23.5%;河北省计划2013年至2015年推广13141辆,截至2014年底仅推广1000辆左右。  徐和谊说,目前充电桩数量不足、布局不便利、充电设施审批及安装困难等现实问题阻碍了私人消费,另外电池的续驶里程、使用寿命和安全性都无法让消费者放心使用。他建议,制定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新能源汽车推广行动计划。鼓励优先推广纯电动车,同时应加快建设充电站、维修站、电池回收站和停车场等配套基础设施。  他同时建议,研究制定京津冀地区新能源汽车购买鼓励政策。支持和鼓励京津冀出租车公司采用新能源汽车逐步替代淘汰的燃油出租车,打破垄断和保护,开放市场,鼓励成立新的新能源出租车公司,开展新能源出租车运营。  晨报记者 邹乐 王萍(原标题:

“对大学教材的管理不是不要开放,而是为了更好的开放。”教育部长袁贵仁7日说,中国办的是社会主义大学。我们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情感认同,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5年全国标准化工作会议于3月30日召开。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国务院《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方案)精神,我国将进行强制性标准清理整合,同时将在现有7省市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企业标准管理的试点范围。另外,空气净化器、口罩等一批重要标准有望年内出台。  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主任田世宏介绍,今年是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的启航之年,将抓好改革方案的分解落实。同时加快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修订工作,尽快提出法律修正案,争取年内上报国务院审议。开展现行标准化相关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清理评估,明确下一步制度文件立改废的重点。  田世宏说,强制性标准改革是今后一段时期改革的重中之重,今年将选择部分领域先行开展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的整合精简试点。下一步,国家标准委将会同有关部门专门制定强制性标准清理整合工作方案,协同推进强制性标准改革。  在企业标准管理改革方面,田世宏表示,今年初已首批选择上海、福建和山东等7个省市开展了相关制度的改革试点工作。截至目前,试点地区已有1177家企业实施了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涉及执行标准超过4000项,涵盖了服装、家用电器、家具、建筑装修材料、农机和农药等6300余种产品。今年还将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鼓励企业进行标准自我声明和公开。  田世宏同时表示,今年将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重点领域标准制定。其中,将加快制定《高标准农田建设评价规范》国家标准,出台高标准农田标准体系建设指导意见。制修订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冷链运输贮藏操作规范和质量溯源等标准。  在民生方面,今年我国将完成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清理整合,强化食品领域重点标准制修订。深入推进消费品安全标准“筑篱”专项行动,完成首批11个领域国内外标准比对,推动空气净化器、口罩等一批重要标准出台。  据了解,去年我国国家标准制修订工作重点在于产业结构调整、保障人身健康安全和提升产品及服务质量上,突出了环保节能和促进消费,共发布了国家标准1530项。在纺织品、化妆品等与消费者生活密切领域,发布相关安全标准161项,在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方面发布标准106项。另外,去年发布的17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已通过网络平台面向社会全文公开。编辑:

新世纪之初,医患纠纷开始频繁以极端方式,暴露医改之痛。《中国新闻周刊》2002年的这组封面报道,综合大量事实和观点指出:医患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医疗管理部门的制度设置不合理造成的,而公立医院日益严重的“盈利”趋势导致的药品回扣、医生收红包现象,开始扭曲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2002年时的医患之痛,也依然时有发作,但是,改革已经上路,再痛也得走到底。    从“老医改”到“新医改”,十余年间,医改在矛盾交织中艰难推进。《中国新闻周刊》在改革进程中,在每个关键节点,都进行了大量深度报道和解读,记录下改革中的彷徨和歧路,呈现争议和博弈,梳理困境和出路  本刊记者/闵杰  2005年,《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广州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见到从江西来广东打工的陈丽萍时,她2岁大的儿子已经连续高烧18天不退。很快,儿子被确诊为白血病。10万元的医疗费大大超出了这个家庭所能承受的极限。  根据当时的医学统计,中国每年白血病新发病2万人,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患者接受了治疗,而其余几乎全部是因为负担不起高额的治疗费用被迫放弃。  类似的情况在当时并非个案,20余年医疗市场化改革的结果,使许多中国人不敢踏进医院大门,也使得中国医改重新站到了十字路口。  医疗改革中的“政府派”与“市场派”之争由来已久,但在2005年,“医疗市场化”日渐成为千夫所指。  2005年5月16日,《医院报》以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刘新明原话“市场化非医改方向”作为头题,正式启动了医改讨论;7月28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评价:“医改基本不成功”。  这场关于“医改”的大讨论,在《中国新闻周刊》2005年的封面故事“医改歧路”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正如文中所言,中国医改也从这一年开始,“重新择路”。    反思的拐点起于2003年的SARS。横扫中国许多大城市的SARS,使各方深切体会到了当时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和医疗体系的缺漏。  而实际上,中国医改在此前的20多年时间里,不断陷入各种怪圈。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盛行之时,乡镇卫生院就搞起了承包,一直到入不敷出纷纷倒闭为止;90年代的市场热潮中,卫生部又出台“以工助医”“以副补主”政策,随后,点名手术、特殊护理、特殊病房等创收新项目,多得令人目不暇接,医院被讥为“掉进钱眼里”;2000年前后,已经搞了两年的国企产权改革之风又吹到了卫生系统,于是,有了宿迁医改、海城医改,将公立医院纷纷卖掉。  数据显示,200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6598亿元,占GDP的5.6%,达到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但其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  “这是什么水平?我们还不如非洲国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认为,政府的投入最低是2000年时的15%左右,“而非洲国家比这还高”。  看不起病招致了民怨的堆积,改变也从2003年开始。非典之后的两年内,国家在建立疾控中心、完善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投入了300亿元以上,较常年增长20倍之多。  “以药养医”改革也陆续着手破题,这一阶段的解决方案是“药品零差率下的统购统销”,即16字方针:“定点生产、集中采购、统一配送、优先使用”。  这种类似用当年粮食购销体质改革来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药价的努力,却显然无法触及真正的“病根”。2008年1月,在社会各界对“新医改”方案翘首之际,《中国新闻周刊》以“医改难改”的封面报道,呈现医改起步之艰难。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发现,“在以药养医的格局下,‘优先使用’只是国家的指导性说法,并没有实际的动力机制,很难做到。”一位药企董事长当时接受采访时透露,与一般商品价格低销量大不同,以药养医格局下的加价机制是逆调节机制,药品加价的空间越小,市场占有率越小,促使药价往高走。  例如,廉价药在医院并不是医生的首选。八毛钱的青霉素和二十块钱的头孢,即使给医生的提成相同,绝对值也相去甚远。医生当然愿意开头孢。青霉素这样的廉价药只能逐渐退出市场。  按照国家规定,医院只能在药品进价的基础上顺加15%。但国家发改委数据显示,由于缺乏有效监管,全国医院药品实际加成率已经达到41%。此外,医药企业付给医院的“公关费”和医生的“回扣”高达数百亿元,医院长期拖欠占用的药品回款资金平均也在千亿左右。  北京大学医药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董朝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评价,“正如当年的粮食购销体制改革,为了避免流通环节的层层加价,同样采取了回避中间环节、由政府统购统销的办法,结果是什么呢?粮食在粮库堆积成山,凭空增加了存储成本,而黑市粮却开始泛滥”。    2006年9月,国家正式启动新医改,成立了由国家11个有关部委组成的医疗体制改革协调小组。当年医改政策的制定是全球征集意见,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包括麦肯锡都参与了中国医改方案的制定。  2009年1月 国务院常务会议 通过《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和《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不过,《中国新闻周刊》通过独家调查发现,在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出炉之后的5个月内,各个不同的利益主体,对于医改方案是市场化还是回归计划的走向,展开了激烈博弈。2009年4月,通过一系列扎实缜密的调查和剥茧抽丝的分析,《中国新闻周刊》以“医改定音”的封面故事,细致呈现了“新医改方案”背后的交锋和博弈。  对于医改最终的方案能够吸收多少“市场”的意见,很多人心里没底。于明德就是其中之一。当年63岁的于明德,曾任国家经贸委医药司原司长,当时任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属于医改“市场派”。2008年10月14日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公布之后不到半个月,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也通过特别渠道上书两封。第一封包括中国医药商业协会在内的33家协会联合上书;第二封则由于明德自己起草,通篇只有14句话——针对医改方案(征求意见稿)“重回计划经济”的倾向,提出了14条修改意见。  当时,“市场派”的圈里人越来越着急。“市场派”人士认为,部委的部门利益,如同鸭子潜伏在水面下的脚掌,看似向东实则向西。“分明是计划体制下的行政垄断造成了药价虚高,资源配置不合理,结果这一轮医改却把板子打在了市场化头上”。  与2008年10月14日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2009年正式发布的“新医改”方案,在一些争议较大的内容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和修改。这个方案既强调了政府主导的色彩,也给予市场微观主体以一定的空间。不过,如何在新医改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既体现医疗公共用品的福利性质,又让市场的微观主体发挥作用,仍然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命题。    2012年,新医改启幕三年。2月10日到3月10日,卫生部组织了来自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及中国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等7家科研机构的8位卫生专家,对公立医院改革的17个试点城市进行评估。  对于这次新医改的期中考,全社会都在密切关注,对推进三年的新医改,究竟能打多少分?2012年4月,《中国新闻周刊》封面专题“医改求共识”再次聚焦医改。  受访的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新医改”以来,从政府到民间具有高度共识的一点是,中国医改最成功之处在于,医疗保险覆盖率2012年已经上升到99%,显著缓解了因病致贫。  记者调查发现,改革的推进过程中仍然阻力重重。立足于供方的基本药物制度改革,各方对其评价褒贬不一;而被誉为最难啃骨头的公立医院改革,仍然方向不明。  李玲认为,公立医院改革滞后,利益链不仅没有打破,而且在大量财政投入的情况刺激下,越来越茁壮成长。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和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朱恒鹏对“公立医院”的批评更为直接:凭借行政化的公立医院,想要提供优质、价廉、便捷、有“公益性”的医疗服务,最终却是目标与结果的背离。  在他看来,规模越来越大的三甲医院,利用行政垄断地位,以及国有事业编制制度对医生的束缚和垄断,形成了愈演愈烈的“虹吸效应”:三甲医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优质医疗资源,使得本可在基层社区就诊的患者,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甲医院;由于在迄今未改的行政等级制下,在三甲医院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提升机会,本应在社区提供全科服务的优秀医生,以及本该在二级医院提供常见病住院服务和康复治疗的医生,被越来越多地虹吸到三级医院;本应用于看小病、防大病、慢病管理的医保资金,越来越多地被虹吸到三甲医院。  朱恒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甲医院的这种大规模扩张,除了进一步加剧“看病难、看病贵”之外,也使得分级诊疗体制变得越来越不可能,“靠行政手段遏制三甲医院扩张趋势,最多是扬汤止沸。釜底抽薪的做法是开闸泄洪,即放开医生自由执业,引导优秀医生分流到社区,形成充分竞争、分级诊疗的医疗服务供给格局。”  2014年5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4年重点工作任务》(以下简称《工作任务》),指明医改将以公立医院为重点,推进医疗、医保、医药的三方联动。《工作任务》要求每个省份有1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加快推动公立医院改革。  “医改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李玲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朱恒鹏看来,虽然今时今日改革的泥沼之处已经显而易见,“但无论是市场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对医改形成的带动作用,还是不断释放的医疗需求对供方形成的倒逼压力,都能让我们对改革依然充满期待。”    2002年10月  国务院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 强调要建立和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2003年  SARS的袭击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和公共卫生体系存在重大缺陷。  2005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报告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引起强烈反响。  2006年6月  国务院筹划启动新一轮医改;9月,16个部委组成的医改协调小组成立。  2007年  医改协调小组委托包括北京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等在内的多家海内外机构提交、讨论医改方案。  2008年10月  《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征求意见稿)》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共收到反馈意见3.5万余条。  2009年1月21日  新一轮医改方案正式出台。  2010年2月  卫生部等联合发布《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确定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  2011年7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发布,明确村卫生室纳入基本药物制度和新农合实施范畴。  2012年  国务院出台《“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医改进入新的实施阶段。  2013年7月  国务院提出医改四大主要工作任务。  2014年3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4年要推动医改向纵深发展。

分类:养生

时间:2016-11-01 05:18:12